基层反映职业打假日趋专业化致基层监管压力加大亟待关注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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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随着互联网及电商产业迅速发展，投诉举报的渠道越发多样和便捷，职业打假人已不再从前通过“走街串巷”的方式进行职业打假，而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迅速得从线下转向线上，逐渐呈现出团体化、专业化等趋势，诉讼内容也逐渐有了固定模式，并出现了专门进行互联网打假的“网购职业打假人”。很多职业打假人团体，互相之间并不认识，大多以网上交流为主，投诉举报涉及多数为网络经营者。他们还经常注册成立类似“网络咨询顾问”一类的企业，用于开展活动。以安吉县梅溪镇为例，在面积不足200平方公里，人口6万多的小乡镇，2020年职业打假的投诉举报数量已超过了600件，全所干部仅9名，人均职业打假年处理量67件，给基层市场监管所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亟待引起关注。

一是部分法律工作者、退休执法人员成为职业打假 “帮凶”。现有职业打假人逐渐呈现出团体化、专业化等趋势，诉讼内容也逐渐有了固定模式。部分职业打假人会用重金聘请部分原工商、食药、质监部门的执法退休工作者，特别是精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执法程序的老同志，以及法律专业人士担任顾问，设计投诉举报到行政复议再到诉讼的流程模板。近年系统机构改革大刀阔斧，人员交流频繁，市场监管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极广，基层执法人员几乎不可能对所有法律法规和程序稔熟于心。一旦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处置此类投诉举报时使用法律法规不当，或者程序出现错误，往往就会被抓住把柄，或者行政复议，或者直接诉讼。据安吉县市场监管局消保科了解，广东某打假团队聘请了职业律师3名，并邀请了当地原老工商和质监退休干部6名作为“专业顾问”，专挑工地使用的建筑材料“下手”，投诉举报内容涉及工程质量、材料等极其专业领域，且数次投诉举报使用的举报信函格式高度统一，仅2019年三季度就收到该团伙举报3次。

二是“自媒体”舆论成为职业打假威胁执法人员“利器”。职业打假人经常注册成立类似“网络咨询顾问”一类的企业，而其中部分这类企业，或者与媒体舆论交往甚密，或者自己直接运作“自媒体”。这类职业打假人习惯线下直接上门投诉举报，并将投诉举报过程拍摄录制下来。如果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处置此类投诉举报时出现不当言行或者法律程序错误，他们在无法得到满意结果的时候，便会以“将视频录音发布”威胁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作为普通执法者，对于舆论媒体以及“自媒体”曝光，一般都缺乏处理经验，并且一直敬而远之，缺少应对此类情况的知识储备和经验，一旦看到对方带着记者或者摄像设备，难免出现慌张情绪，进而更容易出现工作上的失误。如某地市场监管部门遇到来自黑龙江、吉林、山东、山西、陕西、福建等地打来的要求对其投诉举报处理结果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电话，电话中或威胁其已经录音，或直接告诉对方正在抖音上直播，“你说话最好注意点，不然全国都听到了”。

三是纪委监委监督问责成为职业打假发泄不满渠道。国家纪委监委系统改革以来，纪委监委系统力量日益壮大，监督问责机制愈发完备。从纪委监委的角度看，职业打假人和普通消费者并无二致，对于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因长期与职业打假人接触而对其产生的相对抵触情绪，并不是能十分感同身受。相反，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处理职业打假人的投诉举报时的消极态度和法律程序错误却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纪委监委的监督问责体制日趋常态化，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的履职风险也在不断加大，但部分基层市场监管对纪委监委常态化、具体化的监督问责不能很好的适应，导致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如安吉县市场监管局梅溪分局某干部处理了一起显而易见的职业打假人投诉举报，因处理结果未达到投诉人心理预期，在12345系统回访过程中，职业打假人对此表达了不满，进而导致纪检监察组追责进行了诫勉谈话。

因此基层建议：

一是强化综合能力培训。不拘泥系统业务，在业务培训法律法规培训的基础上，相应加强基层执法人员例如舆情处置等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二是完善相关程序体系。在法律法规层面，成体制的、统一的建立起针对职业打假人或“职业索赔人”的投诉举报的程序体系，总结分类针对容易被“职业索赔人”所使用的法律条文，专门总结一些可复制可操作的相关经验，供基层学习。三是加强多级层面横向沟通。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的沟通交流，不闭门造车，让人大、政协、纪委监委等监督部门走到市场监管工作中来，并积极参与到工作中去，彼此加深了解增加信任。